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△翻译史话(二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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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第一章  翻译简史

2. 科学技术的翻译
基督教传入中国分为四个时期,第一个时期为唐代,当时叫景教,即基督教的聂思脱里教派;第二个时期为元代,当时元世祖忽必烈遣使请罗马教皇派宣教士来中国传道,称也里可温派,即蒙古语之福音教;第三个时期为明末清初,传入罗马教,亦即天主教;第四个时期为清嘉庆12年(1807)传入复元新教,就是耶稣教。第三个时期是从16世纪开始,延续到18世纪,大约有200年之长。在明末清初来华传教士中,知名的总计70余人,译著书有300多种,虽多为宣扬宗教迷信,但是有关科学技术的有120种,其中最著名的有利玛窦(意大利人)、汤若望(德国人)、罗雅各(德国人)、南怀仁(比利时人),四人的译著达75部。他们多和中国的士大夫知识分子合作,其中有知名者如李之藻、徐光启等人,其成就主要在天文学和数学。天文学方面,翻译了西洋历法,并根据西洋历法,修改明朝的历法。徐光启和利玛窦根据德国数学家克拉维思注释的欧几里得的《原本》,翻译出《几何原本》,其中有关几何学的名词“点、线、直线、曲线、平行线、角、直角、锐角、钝角、三角形、四边形”等都是由徐光启首次定名的。此后又翻译了《测量要义》、《同文指算》。在物理学和机械工程学方面,力学的代表作有徐光启和熊三拔合译的《泰西水法》;有邓玉涵口述,王征笔录的《奇器图说》,其中包括建筑术、金属论、各种工艺机构等内容;此外还有汤若望和李祖白的《远镜说》,介绍伽利略和利用望远镜观测天体;在冶金采矿方面有《坤与格致》;在军事技术方面有《火工契要》、《神器谱》;在生理学和医学方面有《泰西人身说概》、《人身图说》、《药露说》;地学方面有《坤与万国全图》、《职方外纪》等。
明清之际大约200年间,是我国继翻译佛经之后的第二个翻译高潮,也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第一个高潮。传教士的功劳固然不可没,但无当时中国皇帝与士大夫的合作也是难成其功的。特别是康熙皇帝本人爱科学,鼓励传教士介绍西方科学,在他的支持下编成了集西方数学大成的《数理概要》。很多书籍可以称得上“开中国思想革新的先河,起中国学术前进的门户”。
 
3. 西欧政治思想和文学作品的翻译
从1840年到1919年“五四运动”前的70年里,中国人历尽千辛万苦向西方寻求真理,这个时期从事翻译工作的人很多,有中国人,有外国人,有科学家,有文学家,有思想家。比如因禁烟而名垂千古的林则徐,为了“师夷之长技以制夷”,设立译馆,编译《四洲志》、《华事夷言》等书颇具影响,此外还组织翻译了《各国律例》。由于鸦片战争的失败,清政府的总理衙门开始设总署和译署,办理洋务和外交事务,光绪27年更名为外务部,增设翻译官,时有五人。1862年开设了京师同文馆,到1896年英法德俄日几个语种设齐。与京师同文馆相应的是洋务机构江南制造局的翻译馆,其译书活动主要是在19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,共译书160种,译的书多为当时迫切需要的制造业类、兵器类和工程类,政治类的不多,只占五分之一。这个时期翻译方面的代表人物有李善兰、付兰雅、伟烈亚力、徐寿、华蘅芳等人。在洋务派中马建忠和王韬是具有维新思想的人,马建忠曾在《拟设翻译书院议》中提出了翻译标准,即所谓的“善译”,即译者必须精通两国文字,透彻了解原文,达到“心悟神解”,忠实地表达原文,“无毫发出入于其间”,而且译文又能摹写原文的神情,仿效原文的语气。此论比严复提出的翻译标准还要早,只不过严复的标准更为明确罢了。王韬除了翻译《西学图说》、《西国天然学源流》这样的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之外,还翻译或编译了《新约》、《旧约》、《法志》、《俄志》、《美志》、《普法战纪》等宗教和历史方面的书,其中《普法战纪》有法国和德国的国歌,据说这是首次向中国读者介绍外国的诗歌。
甲午战争后,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,他们认为要救国就要维新,学习外国。所以维新初期,非常重视翻译,不仅翻译西方,而且大量翻译了日本的书。当时译书之风盛行,翻译东西文的报馆有三十余家,上海有《时务报》、《实学报》、《蒙学报》、《农学报》、《求是报》、《译书公会报》,北京有《中外纪闻》,天津有《直报》、《国闻报》、《国闻汇报》等,长沙有《湘报》、《湘学新闻》等。1897年梁启超在上海设大同译书局,此外还有董康的译书公会,何兆武的广智书局,他们翻译了大量的政治、社会、哲学、财务、法律、历史的书籍。
(1)        严复的翻译活动
严复(1853—1921),福建侯官(今福州市)人,15岁投考船政学堂,除学习传统的封建典籍和英文外,还攻读数学、物理、天文、化学等课程。19岁毕业,24岁赴英留学,接受了西方政治文化思想。1879年回国,任北洋水师学堂教习等职。从甲午战争到戊戌变法,他通过译书、办报和议政,宣传变法,呼号维新,攻击封建,提倡科学民主,提倡资产阶级改良主张,是当时维新运动的思想家和宣传家。重要译作有9种,其中《原富》、《法意》、《群学肆言》、《社会通诠》为原书的全译本,《群已权界论》、《中国教育议》只是较长的论文,不能算成本的书,《天演论》也只不过是赫胥黎的《进化与伦理》的绪论与本论两篇。《穆勒名学》还不到原书的一半。此外还有《名学浅说》。从翻译的量来看,严复的译作,不能算多,但是翻译上的贡献很大,他是我国翻译史上明确提出翻译标准的人,1905年他在《天演论译例言》中所提出的“信、达、雅”的翻译标准,影响了中国近百年。
(2)        林纾的翻译活动
晚清翻译小说之风也很盛,1908年《小说林》第七期,刊登了小说界书目调查表,列出了1907年出版的小说120种,其中翻译小说80种,包括英国32种,美国22种,法国9种,日本8种,俄国2种,其他7种。梁启超不仅鼓吹政治小说,而且翻译了东海散士的《佳人奇遇》和矢野龙溪的《经国美谈》,然而这个时期最有名的小说翻译家非林纾莫属。林纾(1852—1924),福建闽县人,出身清寒,幼年刻苦读书,13岁至20岁校阅书不下2000余卷,21岁赴京,曾在五成中学、实业学校、京师大学堂等处任教,42岁开始与别人合作翻译外国小说,直至逝世。他先与人合作翻译《巴黎茶花女遗事》,引起轰动,随后便一发不可收,翻译了《伊索寓言》、《鲁滨逊漂流记》、《块肉余生述》、《黑奴吁天录》等小说。
林纾是中国翻译史上不可或缺的人物,一生翻译作品多达246种,数量之多恐世人无出其右者,他的翻译对当时的读者颇具影响,在翻译文学史上留下了瑰丽的篇章。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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